看似国家之间的角力，实为贫富差距驱动的气候变化议题
原文以How social scientists can help to shape climate policy为标题
发布在2017年11月29日的《自然》展望上
原文作者：Michael Eisenstein
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设计一些策略，保证少数人的需求不会凌驾于大多数人之上。
世界碳排放大户的身份很明确。美国和欧盟成员国一类的富裕国家因为过去的碳排放量欠下了最大的一笔债，从工业革命以来差不多一半的碳排放量都是它们造成的。与此同时，快速增长的工业经济体，如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也在迎头追赶。在2015年的全球碳排放量中，中国占了29%。不过，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算账的方式掩盖了更为复杂的事实。在每个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和不同消费习惯对环境也有截然不同的影响（见“不平等的碳排放”）。
2015年下半年，巴黎经济学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Lucas Chancel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发布了一份报告，将这个问题摆上了桌面。他们研究了不同收入等级的个人以及家庭的碳足迹，差别显而易见：他们估计，全世界最富有的10%的人群产生了45%的碳排放。“精英碳排放者”存在于所有国家，从富裕的美国到相对贫穷的中东和拉美地区都有这样的人。
也就是说，想要在国家层面控制碳排放量将可能在家庭层面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如果政策设计不当，不但碳排放大户得不到约束，碳排放量相对较少的贫穷人口反而要遭殃。Shonali Pachauri在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使用，他表示，“我们要先算出底层的老百姓的能量需求和碳排放量，并且要捍卫他们的利益，然后才能设计针对底层以上人群的政策。”
搭乘飞机是富人比穷人的碳足迹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片：Reuters/Adnan Abidi
气候变化不仅仅是大气化学家和气象学家的研究课题，还是个社会经济学问题，受到人类消费和行为的驱动。米兰理工大学经济学家Massimo Tavoni认为，“收入和能源以及碳排放之间相互纠缠不清。如果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那么碳排放也不平等。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他表示，有一小群动力十足的研究者正在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工具来研究财富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他们希望设计出公平有效的策略，让排放大户承担应有的经济责任并减少碳排放，同时不会限制普通群众，尤其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群。
脏钱
关于社会经济差异对碳排放的影响这一课题，波士顿学院的社会学家Andrew Jorgenson已经研究了好几十年了。他和同事分析了美国各州在1997-2012年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把这些数据和收入不平等指标进行了对比。
结果显示出了一些普遍规律：当一个州的财富在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中积聚时，该州的碳足迹会随之变大，而这个模式独立于其他因素，如城市化程度或选举环保政客的倾向。Jorgenson认为，“财富集中程度越高，一个州的碳排放量就越大。即使把其它重要的社会因素也考虑在内，这个规律依然成立。”
这些规律在别处也适用。Jorgenson的团队发现，在26个高收入国家里都存在碳排放量和财富集中程度的相关性。虽然欧盟对汽车碳排放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且制定了十分激进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但前面提到的高收入国家里还是有不少欧盟成员国。Jorgenson用一个叫做“荷兰谬误”（Netherlands Fallacy）的现象来解释这个赤裸裸的矛盾，“许多富裕的民主国家的国内环境或许是不错，但是他们的人均碳足迹确实也大。”
就和在别处发现的情况类似，碳排放大户集中在社会经济等级的上层。Jorgenson认为财富不平等和高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具有普遍性，不管是富裕的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个现象，而二者的关系可以归结于各个家庭的行为。
文字资料来源：欧洲联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荷兰环境评估署.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4.3.2版。图表资料来源：极端的碳排放不平等。（乐施会，2015年）
一般来说，各个家庭消耗的能量是为了满足相同的基本需求。以色列赫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IDC Herzliya）的社会科学家Yael Parag认为，家庭碳排放大多是搭乘交通工具、使用空调以及家用电器产生的，一般来说富裕家庭的消耗量比普通家庭大。她说：“我们知道，富人的用电量比穷人大。”
虽然贫困家庭整体上比中产家庭的能耗要少，但是他们的碳排放却和他们的能耗行为不成比例。她说，“穷人住的屋子的能量效率比较低，家用电器也比较老旧，”因此能耗反而会变大。随着财富的增长，碳排放的贫富差距愈发凸显：有钱了以后人会买更多的房子，这些房子里面往往布置着高科技产品，他们也会愈发频繁地搭乘飞机。Tavoni指出，虽然理论上超级富人的能耗有上限，但是并不清楚这个极值是多少，“能耗曲线要经过漫长的攀升才会企稳”。
消费主义也具有传染性。19世纪末，经济学家Thorstein Veblen提出购买奢侈品可以体现成功，属于 “炫耀性消费”。Jorgenson发现了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他表示，“富裕阶层的重度消费主义会导致中产阶级和处于底层的人群跟风过度消费。”
同时，精英阶层的影响力也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冲淡控制排放的政策法规效力。因此，不良的能源使用习惯不仅不会受到遏制，反而还会蔓延开来。Tavoni认为，“如果每个人的能耗都沿着相同的曲线上升，那么绝对会天下大乱。”
发展之殇
和固体燃料炉灶相比，天然气炉灶造成的空气污染小多了。
图片：Ashley Cooper Pics/Alamy Stock Photo
现在还不清楚脱贫对碳排放的长期影响。一开始，碳排放的增速可能会比较慢，但Pachauri指出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深入，因而还没有找到确凿无疑的规律。她说，“从我研究的几个国家来看，过去的20-30年里碳排放增长并不快。”
然而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可能会经历不平等的急剧扩大，一部分人的财富和碳足迹快速扩大。Pachauri 提出，“即使在这些国家，大部分碳排放也是最富有的10%的人造成的。”
然而，许多政府处理不了这些挥金如土的碳排放大户。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研究能源政策的Benjamin Sovacool表示，“这些国家可以用欧洲和美国做例子，它们在历史上有大量碳排放，并因此获得了巨大收益。”
即使富裕国家依然要承担大部分责任，也不能让中等收入国家的排放大户成为漏网之鱼。2007年，绿色和平组织指名道姓地批评印度“拿穷人当挡箭牌”——印度用全国均值来掩盖精英阶层的巨量碳排放。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不扼杀经济发展且在不允许少数人享受无限制的碳排放特权的前提下，找到一条公平减排的道路。
去碳税
Sovacool认为，能立竿见影的方法就是让化石燃料的价格与对地球的真实影响挂钩，“不需要过不能上网、不能洗澡、没有热啤酒的生活，但是我们要为它们付出代价”。但是他也承认，要对穷人网开一面，以免他们承受不相称的后果。他认为，“要设计一个再分配机制来保护弱势群体，要么给他们折扣，要么为他们提供能耗补贴。”
有针对性的赋税政策或许更加公平。Chancel 和Piketty在一份报告中对国际碳税的三种不同版本进行了建模分析。国际碳税指的是，根据高排放人群的数量，每个国家要负担相应的适应气候变化税。如此一来各国就有控制高排放人群的动力。
他们还发现，只要对每张机票征收5欧元（约39人民币）多一点的航空税，每年就可产生超过1500亿欧元（约11760亿人民币）的税收，相当于联合国环境署估计的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所需开支的一半。与此类似，Gough认为“智能”增值税也有类似的作用。Gough指的是，可以选择性地对某些高排放奢侈品（比如耗油型汽车或飞机商务舱）课以额外的税赋，从而在整体上鼓励低耗能的消费。但是几乎可以断定，这些再分配策略会遇到来自工商界和民众的阻力，因此目前只处于概念阶段。
除了税收策略以外还可以采用个人碳交易这个方法。碳交易类似工业总量管制与交易系统，它指的是，在政府运营的交易平台上，个人可以出售和购买家庭碳排放信用，这样可以鼓励每个人对各自的能耗承担责任。Parag 解释道，“每个人都会收到一笔碳预算，他们需要在预算内行事。”从社会经济角度看，这些方法非常具有进步性。她说：“这对碳排放量更少的穷人更有利，因为他们可以把多余的碳排放信用卖给排放量更大的富人。”
英国在世纪之交时就研究过这种方法，但是该国环境署认为它过于“超前”而将其搁置——无法实操，且很难说服公众。参与了这项研究的Parag表示， “老百姓连自己的银行账户都管不好，现在你又搞出个新的‘货币’——碳币出来。”
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或许能够帮助把碳排放的“败家子”劝诱到正道上来，而不需要借助税收或碳交易的方法。2009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心理学家Paul Stern和同事发现，每家每户只要作出17种简单的改变就会对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行动只需现成的技术就行，比如拼车或使用高能效的热水器。这些行动可以使美国的碳排放量在10年内减少多达7.4%，差不多是《巴黎协定》号召的26-28%的减排目标的四分之一。
Stern 表示，“人总是做容易想到的事情，比如离开房间时关灯。但是有些对环境影响很大的事情却少有人做，特别是那些有技术含量的事。”其中的一些行为已经有经济利益驱动，但这些经济刺激通常是复杂的退税而不是直接的奖励。
Stern认为经济刺激是使人关注减排的重要因素。这点特别重要，因为连那些有环保意识的人也不知道该怎样减排。增加宣传非常关键，它可以让人们意识到选择哪些家庭改建和生活方式最能节省经济开支并能减少碳排放。但是就连专家自己也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能改变现状。Stern表示，虽然他很早以前就有意在家里安装太阳能板，但他花了6年时间才把这事儿落实。
社会压力
最后促使Stern做出行动的是一个同事的直白建议。一些科学家开始研究如何利用社会网络促进减排。Tavoni表示，“他人观点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我们是社会性动物，喜欢和别人比来比去。” Parag现在的研究将重点放在被她称为“名人效应”的环保理念传播方式。
Parag与牛津大学的Kathryn Janda合作创造了这个方法，它主要研究那些拥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人，比如可以向教众和政策制定者宣讲的宗教领袖。另外，她认为还可以和建筑设计和施工单位合作，“一旦房子盖好了就很难改变能耗了。但是如果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节能的问题，那么减少碳排放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虽然大多数社会和行为策略针对的是大量中等收入的能源消费者，但是这些策略也会对Chancel 和 Piketty口中的精英碳排放者起到作用。Tavoni认为富人社交圈中悄然变化的时尚风向或许已在支持去碳化。比如，特斯拉一类的昂贵电动车的兴起，以及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开始吃素就能说明问题。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前述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少生孩子（当然这点较受争议）会显著减少家庭碳排放。
不过，很难设计出能促进采用这些环保生活方式的干预手段。即使是有好心的人也不大愿意为看起来遥不可及的气候变化做出牺牲。好在由于社会科学帮助为有关气候政策的讨论话题定调，碳排放平等和公平问题也被拉到了聚光灯下。
Jorgenson表示，他和同事经常和美国环境保护署、NASA、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一类的美国政府机构合作。Sovacool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下一次评估项目的顾问，他指出，和能源以及气候公平相关的话题已成为评估报告不少章节的焦点。Jorgenson认为这类合作来晚了，“环境社会科学家一直在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不能仅仅靠技术来解决问题。这让做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研究的同事们很抓狂。我也希望技术可以，但技术做不到。”ⓝ
Nature|doi: 10.1038/d41586-017-07418-y
你是否同意富人应该在减排环保等公益上要做更多的付出？在评论中告诉我们吧
点击“阅读原文”阅读英文原文
热门文章
点击图片阅读：海湾国家间的纷争为何会影响千里之外实验室用的液氦？
点击图片阅读：动辄2米长的DNA，为什么不像耳机线那样容易打结？
点击图片阅读：风口上的猪器官移植—《自然-生物科技》长文
版权声明：
本文由施普林格·自然上海办公室负责翻译。中文内容仅供参考，一切内容以英文原版为准。欢迎转发至朋友圈，如需转载，请邮件Chinapress@nature.com。未经授权的翻译是侵权行为，版权方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 2017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part of Springer Nature. All Rights Reserved